正山小种红茶传人欧洲，最初只是作为东方的一种珍奇物产，专供宫廷贵族、商人等上流社会人士享用，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流行。因而，销量有限。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党委书记、林业高级工程师邹新球先生研究推算认为：17世纪末，荷兰、英国两国家年进口量约3万磅，折合中国计算单位为22500斤，只相当于750亩茶山的生产量。

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英国经过二次英荷大战，掌握了海上霸权，与荷兰垄断的东方茶叶贸易开展竞争。加之英国皇室对红茶的推崇，英国社会上下饮茶之风盛行。另外通过殖民活动，又把饮茶之风向世界更大范围扩大传播。与此同时，茶价大为降低，满足了平民百姓的一般需求，使得正山小种红茶的贸易量开始急剧上升。有资料显示在18世纪的后50年，正山小种红茶的出口量较前50年大幅增加，1792年达1835万斤，是上世纪末年均出口量的815倍，独统天下。这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贸易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随着茶叶出口量的不断增加，武夷山“商贾云集，穷岸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漫山遍野，茶愈种愈多。

19世纪是中国红茶迅猛发展的时期。在19世纪中叶武夷正山小种红茶达到鼎盛。1838年仅自广州口岸出口的武夷茶就达3000万斤；以当时红茶平均口80％的比例计算，正山小种占2400万斤。据史料记载，这期间武夷山桐木村正山范围内，以茶为厂(户)的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种红茶有3000多万斤，大小茶庄、茶行约有二三十家，茶树种植如火如荼，每年茶季南江西到武夷山来的采茶、制茶工人，超过万人。

19世纪末，武夷正山小种由盛转向衰弱，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问，由于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一些绿茶产区也开始改制红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红茶产区，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门红茶产区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从上世纪为中国红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红茶中的比例不断下滑，影响逐渐降低。二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小种红茶制法繁杂，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随后，闽东红茶产区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工夫红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红茶在省内的影响也在逐渐降低。三是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对正山小种红茶的影响。印锡茶出产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南于印锡茶业几乎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由于华茶对外销的依赖，英商一方面肆意压低茶价。另一方面，英国对华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在国内清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加重茶叶负担。内忧外患下的国内茶叶以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先进的资本主义产生产方式竞争，华茶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华茶，结束了300多年来华茶的垄断地位。此后锡兰急起直追，1917年锡兰茶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茶叶输出国，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华茶输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国之上，成为世界茶叶输出国三大巨头之一。1918年，印茶是华茶输出的6倍，占世界茶叶总输出的45.89％，而华茶仅占7.57％。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使武夷红茶生产在19世纪后半期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红茶外销达到鼎盛，但茶价从7O年代起便日益跌落。光绪中期“福州茶商多至亏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售价只7～8元，尚不够工钱。1889年最为亏本，有300元之谱，许多人完全破产。光绪末年，闽北茶区“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蕃薯”，“茶园十荒其八”。

清光绪后，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干

年份的记载，兹录于下：

清光绪六年(1880)：桐小红茶(包括正山小种15万公斤，价值15万元)

民国3年(1914)：数万公斤

民国5年(1916)：2.5万公斤

民国28年(1939)：4万公斤

民国30年(1941)：0.05万公斤

民国36年(1947)：1.25万公斤

民国37年(1948)：0.15万公斤

由此可见，由光绪入民国，武夷红茶产量大幅跌落，其在茶叶市场的影响日渐低微。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得到逐渐恢复。到：1992年，桐木村的正山小种红茶年生产量已达41万斤，且全部出口。进入21世纪，武夷山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历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种又声名鹊起。据武夷山市茶叶资源普查的结果，2009年，桐木村茶园已达6806亩，年产正山小种干毛茶59.12万斤，超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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