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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茶港福州的历史兴衰与武夷茶

摘要:茶叶历来为闽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其中武夷茶又是茶中精品,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崇安县新志》记载: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武夷茶叶的对外运输就必须提到福州港,揭开一部曲折壮阔的贸易史 一 福州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

茶叶历来为闽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其中武夷茶又是茶中精品,“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崇安县新志》记载:“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武夷茶叶的对外运输就必须提到福州港,揭开一部曲折壮阔的贸易史……

福州港的历史

福州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汉代的“东冶港”,大致位于今鼓楼区东直巷至澳桥一带。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一直都承担着中转港、军运港的功能,真正得到开发,要到唐以后。

作为一个开放的帝国,大唐以包容的胸襟,“左手”巩固发展西域陆路交通,“右手”拓展与海外诸国的海路往来。位于帝国东南沿海的福州港海外交通、贸易初兴,不仅有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各国的传统航线,还开辟了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多条新航线,建立贸易、文化往来。至中唐,福州已与广州、扬州鼎足而三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港”。

晚唐五代,王氏父子治闽期间,亦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兴修了“甘棠港”,曾一度出现“万国来朝”的盛况。

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以“东方第一大港”闻名于世。尽管福州港的地位有所式微,但民间的对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仍兴盛不衰,许多海外使者、商人、学者、僧人络绎不绝。此外,随着福州城池的扩展,港区也不断朝南、东南方推移,南台、洪塘等港开始兴起。

经过唐、宋、元三朝的开发,迨至明清,闽江上游(闽北腹地)、下游(福州)的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自唐宋以降就颇有名气的闽茶,在制茶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诞生了红茶、乌龙茶、白茶等新茶类,其中又以武夷茶的声名最为显赫。据《茶考》云,武夷山“岁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无疑,这为晚清武夷茶“世纪末奇迹”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进入19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使中国再也无法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中国,这个物产丰饶的古老国度,在西方人眼中,自古就充满着神秘和诱惑。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渴望寻求机会同中国建立贸易往来。当然,中国对于西方人的魅力还来自更直接、更具象的感官体验——茶。西方人认识中国茶,是从武夷茶开始的。自从第一箱武夷茶漂洋过海,进入西方,就注定了这一片树叶要与世界格局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1832年2月2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精通汉语的林赛( Huyh HamiltonLinsah)、郭士立(又译作郭士礼,K.FA.Gutzlaff)乘“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海岸线北上,以“买卖贸易”为幌子,一路密探搜集沿海重要港口商业和军事情报。

在福州逗留期间,林、郭二人侧重考察了福州港的基本情况,认为:“就福州地位与商业便利来说,那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比福州更适宜的,……福州与广州对比,也是一个分配英国毛织品更适中的地点。”更重要的是,位于闽江上游的武夷茶产区,距离福州只有15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茶运到福州最快只要4天,而如果运到600英里外的广州则要1~2月,运到上海也要28天左右。这样,通过闽江直接运茶到福州出口比从广州出口,每年每担可以节省4两银子的运费,每年15万担,就是节省60万两。因此,就区域位置和节省成本而言,福州是十分理想的茶叶贸易口岸。

次年,林、郭将在中国期间的间谍活动写成报告,递交给老板和英国政府。1835年7月24日,林赛致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了一个周密的侵华计划,企图封锁中国沿海地区,迫使清政府就范。

阴谋终于在1842年得逞。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清廷惨败告终。1842年8月6日,英国军舰进逼南京江面,清廷不得不在船坚炮利面前屈服,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自此,福州正式被纳入了世界茶叶贸易体系,英人“将来入武夷山中,不啻探囊拾芥。”

1844年6月30日,英国福州领事李太郭抵达闽江口,次日暂住在城外鸭母洲。福州正式开市后,武夷茶并没有像英国人先前所期待的那样——福州能很快成为新茶叶出口中心和工业品倾销中心,没有一艘外国商船进港,广州、上海仍是茶叶贸易的中心。直到9月,才迎来了第一个美国“客人”,但终因货品无人问津,不得不失望地离开。

此后,在长达9年时间里,福州港的贸易始终不见起色。第一个尝试在福州做生意的英商记连(Glen)坦言,“希望搞大规模能或厚利的生意,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出口的,都命定般地失败了。”1847年,驻榕英国领事若逊(R.B.Jacksan)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关于英国或其他外国在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目前还看不出任何有希望的前途。”

记连之后,第二个来榕碰运气的商人是康普登(Conpton)。像记连一样,他也带来了大量布匹,但生意差的一塌糊涂。一年后,他也灰头土脸地离榕,此间(1850年),他从福州直接出口英国的仅仅只是255担(1担约等于50千克)茶叶!

事实上,福州港的萎靡,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港口特殊的地理环境。据历史学家王尔敏分析,福州“最基本之重大难题,在于海口险滩多,港道水浅,大船不能直达口岸。”大船要到福州,只能先停泊在闽江口外,再换小船接驳货物, “由是而使福州港埠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

福州港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正当英国人感到无比迷茫的时候,沉寂近十年的福州港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1853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势如破竹,攻陷南京后,战火很快就波及大江南北,原来取道江西运往广州出口的武夷茶通路因此被切断。同时,上海也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武夷茶的另一条通路也受阻。

广、沪两大口岸的先后披兵,让中英两国又重新把目光转向了福州港。为了保证武夷茶出口通路的畅通,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Russel&Co.)认为外商们不妨从福州出口茶叶,并做出表率,于1853年深入武夷茶区,大量收购红茶,然后沿着闽江一路向南到福州出口,获得了成功。

旗昌洋行的成功,也让其他同行看到了“钱景”,英国义和(怡和洋行的福州分号称为义和洋行)、宝顺、来士、太平、捷逊洋行及美国的隆顺洋行等接踵而至。据闽海关统计,1867年,福州有英国洋行15家、美国洋行3家、德国商行2家、银行3家、货栈2家和印刷局3个。1891年,在榕开设的外国洋行数量达到17家,均以茶为最大宗货物。

1853年,至少有6艘船运茶出口。次年,运茶船数量增至35艘,茶叶出口量达130,000担。1855年,约有739,700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茶由五家经营茶叶的外国商行运销国外;1856年,数量增至40,972,600磅,其后三年平均数为35,476,900磅。另据不完全统计,1853~1860年,福州港出口的茶叶总量高达2.26亿多万磅。

此外,1853年以来,茶叶出口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比重也是连年攀升。1853年占5.7%,1854年为17.4%,1856年为31.4%,1857年为34.5%,1859年为42%。19世纪70年代,福州口岸每年出口80多万担,价值2000多万元。有数据显示,1871~1873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约1 1000万元,其中茶叶为5797万元,占52.7%,而仅从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出口值就占全国总值的35%~44%。福州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世界茶叶贸易第一大港。

可惜,好景不常。维持了20多年的繁荣后,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印度、锡兰、日本新产茶国的兴起,华茶荣光日渐黯淡,福州港的国际地位也因之遭受冲击。另外,由于制茶技术落后,茶质大不如前,加之高昂的运费、税收,质量、价格的竞争力渐失。

福州港复归于沉寂,一晃就是1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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