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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的武夷茶

摘要:以红茶为例,从正山小种到“金骏眉”,每一次茶叶的“诞生”与命名都是一次文化的再生产。“正/外”的空间结构存在于现实中并在现实中被不断再生产。在兵乱中偶然“做坏的茶”却意外地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事件转变为范畴,神话成为现实,“最差的茶”一跃而

伊戈尔•科普托夫在《物的文化传记》中写道,物的传记可使本来暖昧不明的东西浮现出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物的传记可以证明人类学家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接受外来物品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而是它们被文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17—19世纪初的福建省崇安县,无论是在青/岩茶的原产地武夷山风景区内,还是在红茶的原产地桐木,海外市场对武夷茶的追捧都深刻影响并参与建构了当地的文化图式,并在原产地武夷山形成了正岩/外岩、正山/外山的空间结构。本章以“物的民族志”的方式来讨论在物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贸易网络形成过程中,一种地域性产品是如何在世界图景中获得新的文化意义的。从文化视野来看,17—19世纪武夷山茶叶在俄罗斯及英国的商贸流动,不仅仅只是一条商路的拓展、财源的通道或者仅仅是欧洲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应将其向海外的流动视为物质离开其原生型土壤,经过异域语境的重塑而获得一种新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过程。

伊戈尔•科普托夫在《物的文化传记》中写道,物的传记可使本来暧昧不明的东西浮现出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物的传记可以证明人类学家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接受外来物品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而是它们被文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17—18世纪中国茶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它就不仅仅只是一条商路的拓展、财源的通道或者仅仅是欧洲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一期间福建武夷山的茶叶有两条流通途径:一条通过陆上茶叶之路北上(以武夷青茶为主),经晋商之手,最终抵达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另一条则通过海路南下(以正山小种红茶为主),经由荷兰商人的辗转贩卖,最终抵达英法等欧洲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两三百年间,福建省出口的茶叶一直在东西方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茶叶划出了一条族群疆界,它为我们界定了“他者”,同时也成为满足“他者”对东方的神秘想象的身体体验;茶叶对西方“身体”的改造与重塑,茶叶的流人使东方不仅以其绚丽的外表使欧洲为之目眩神迷,而且也是潜入欧洲整个躯体的一种存在,从其身体内部源源不断地将白银吸收到东方;18世纪由茶叶、丝绸和瓷器在欧洲掀起的“中国潮”,使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理想化的“异托邦”,西方人相信一个“为身体健康而开出治疗措施”的国家也能成为“诸种社会之秩序的典范”帝国。在此意义上,在由中国东南沿海延伸出来的两条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茶叶之路)上的物质流动,成为西方对东方物质文明顶礼膜拜的朝圣之旅。

而在茶叶流动链条上的另一端,17~19世纪初的中国福建省的崇安县,无论是在青/岩茶的原产地武夷山风景区内,还是在红茶的原产地桐木,海外市场对武夷茶的追捧都深刻影响并参与建构了当地的文化图式,在原产地武夷山形成了正岩/外岩、正山/外山的空间结构。

以红茶为例,从正山小种到“金骏眉”,每一次茶叶的“诞生”与命名都是一次文化的再生产。“正/外”的空间结构存在于现实中并在现实中被不断再生产。在兵乱中偶然“做坏的茶”却意外地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事件转变为范畴,神话成为现实,“最差的茶”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好的红茶”。进一步地,为了限定利益范围并加强内部认同,桐木人逐渐建构了桐木“正山”作为“最好的中国红茶”原产地的空间结构。地域范围的不可复制性正好对应了文化范畴的相对稳定性,这是“正山”作为文化范畴的第一次生产;而在金骏眉的制造过程中,当地人正是利用了这一既定的文化图式,依据过去的经验对现实进行重新组构,以文化去推动市场。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金骏眉的地域范围“正山”,作为一种文化秩序的象征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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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世界上那些爱茶的国家,中国算老几?&n 正山小种属于红茶中的一种茶品,是红茶中的始祖。。。正山小种红茶的历史可以18世纪的后半叶时期。。。